在中国，有些作家和评论家被时髦地称作是“玩”出来的。作家玩的尚是自己头脑里的冥思苦想，潜意识甚至无意识的东西，玩得玄了，你又其奈我何？因为“子非鱼，焉知鱼之乐？”而评论家玩的却是别人的文字，一旦玩出玄来了，就难免让别人也要议论一番。例如，曾小海先生在他的《在中国当个作家很容易》中有这么一段文字：“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余华，他的《许三观卖血记》也可以说是民族精神的体现，里面的史诗般的写作让我们叹为观止（大量的重复、朴素的语句）”。（1999．4．17《文艺报》）
这段文字也看得我“叹为观止”！这里的“史诗般的写作”到底是怎样的一种“写作”呢？是说余华像写“史诗般的写作”他的《许三观卖血记》呢？还是说余华的作品写得像“史诗般的”呢？这里一是方法，一是效果，不是一码子事。将效果与方法绑在了一起，这可不是集束手榴弹，未必就会产生惊人的轰动效应。所以这一句乍一看非常惊人，“史诗般的写作”，乖乖不得了！细心一读，便读得一头雾水，莫知所云。原来撑起这巨无霸式的躯壳的，不过只是恐怕连作者自己也还没理清的一团麻而已。读者在这里又能得到什么教益呢？
再从这句所要表达的语意看，他特地在句后加了个括弧予以说明：夫“让我们叹为观止”者，是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中，有“大量的重复、朴素的语言”也。这又把我读糊涂了。若以“大量的重复、朴素的语句”就界定了这是“史诗般的写作”，则我以为这不必余华先生，任何一个小学生都作得到；则“史诗般的写作”也就没有什么值得“叹为观止”的了。因为“重复”与“朴素”，本身并不就是文学艺术的最高品位，而只不过是一种中性的表达手法。有的“重复”可能富有诗意，如《古诗十九首》中之“行行重行行”。而有的“重复”则令人生厌。文的说法是“架床叠屋”，粗人则未免要说他“脱裤子放屁——多此一举”！“朴素”也一样，有的语言“朴素”可亲，而有的语言之所以“朴素”，实在是因为作者有欠雅驯。
当然，喜欢重复或喜欢朴素，这纯是个人的口味，本没有争论之价值。但我以为，如果有人愿意把自己读到的快乐与他人分享，那么他至少要能告诉人，他何以快乐。例如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是“民族精神的体现”，就应该说出是什么样的“精神”，“体现”在何处？要说出个道道让人相信；不能一人说了就成定理。例如这里，为了弄清《许三观卖血记》如何“体现”“民族精神”，我特地把它找出来又认真地细读了一遍，我还是觉得如果评论家只是玩概念，无论把旗扯得多高，实在也不能给作品增辉多少。许三观卖血，开始于无知，当然也可以意味着愚昧。愚昧只是民族的素质，而不是“精神”。阿Q之典型意义，不在于他的愚昧。而许三观在一系列的卖血活动中，固然有的是因为家境贫困，但有的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以结婚，还有的则仅是为了给发生过一次性关系的女人以补偿。而被有的人称赞得不得了的最后未卖成的那一次，则仅是为了自己想再吃一次猪肝喝二两黄酒。从事件说，谈不上有什么典型性。其中写得较为感人的是许三观为了救在上海住院的儿子一乐的性命，沿路卖血，几至丢命。但在困境中求生存，不能算什么“民族精神”，因为生有不同的生法，死也有不同的死法。有的困中求生伟大，但因困而就死的也未必就渺小？不是说有“杀身以成仁”、“舍生以取义”的么？这就要看为什么而生，为什么而死？那么在书中许三观体现了什么样的“民族精神”呢？
另外，在中国当一个评论家更容易的，是他只要背得些洋教条，左一个卡夫卡，右一个萨特什么的，那句子诘屈聱牙，真个比洋文还要多几分洋气！我并不反对引进国外专家学者的理论，但引进只是为了搬弄一些词语概念以炫耀有了洋知识，却不能给中国实际以什么助益，则这不过是记诵之学。这样的评论家好当，有几本时髦的书就可以。在我想来，评论家至少要能把自己的评论写得让中国的大多数人看得懂，读得下去，而不是只在自己几个人的小圈子里——不管他有一个什么前卫先锋的旗号——辉煌。我以为一位真正有本领的中国学者，是要把洋人的话翻译得像中国人的话，而不是把中国人的话，说得像洋人的话。因为他毕竟是生活在中国，而他的文章也是写给中国人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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